財經評論員葉檀為英國《金融時報》中文網(wǎng)撰文稱，政府徹底退出市場，在現(xiàn)階段的中國是辦不到的事。中國經濟轉型期，有人在呼吁強人的出現(xiàn)，人們相信清末的曾國藩、李鴻章等人能帶來同治中興，現(xiàn)在也應該有鄧小平、朱镕基式的強權改革人物，推動中國徹底完成工業(yè)化。全文如下：

　　經濟領域的權威力量是需要的，只是，這股力量必須受到嚴格的外力約束。

　　中國經濟體制最遭詬病的是，政府插手具體細微的經濟領域，扭曲市場價格，沒有糾偏機制，一旦發(fā)生風險將遭滅頂之災。

　　這些指責是正確的，但也充斥了過多的理想主義色彩。筆者所到之處，無論是工業(yè)園、科技園、文化園，無論是城市新區(qū)、商業(yè)規(guī)劃、房地產價格，都在地方政府的操控之下，可以說，中國經濟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，是各級政府、中國民間力量、中國新生的企業(yè)力量以及越來越強大的公民社會復雜博弈的結果。

　　政府徹底退出市場，在現(xiàn)階段的中國是辦不到的事。別的不說，目前幾乎每個城市都有新區(qū)，拉動新區(qū)房地產價格是撬動當?shù)亟鹑阪湕l、獲得發(fā)展原始資金的第一步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地方行政中心搬到新區(qū)去。筆者曾經到某個城市，五六年前政府搬到了新區(qū)，并且半強迫地把當?shù)氐拇笃髽I(yè)總部大樓遷到了政府的周邊地區(qū)，當?shù)氐膱笊绱蠹s在八年前到達新區(qū)，如今地價上漲，生地變成熟地，政府下令報社搬遷到更偏遠的郊區(qū)，一方面讓報社的土地在市場上賣出高價，同時能把報社所到之地的新地變成熟地。這是常見手段，筆者的一個朋友在山東與東北的高科技園區(qū)辦廠，廠房已經遷到三次，因為每次政府以扶持高科技企業(yè)的名義把生地變成熟地后，總是會想方設法把工業(yè)用地變成住宅用地，實現(xiàn)土地價值的最大化。

　　政府如此搞笑，理應退出市場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市場化的要求伴隨著此起彼伏爆發(fā)的民間無意識反彈——當民間資金鏈條斷裂時，財富受損的人們圍困住政府要求賠償，當聯(lián)?；ケе陆鹑陲L險火燒連營時，600民企集體上書要求政府背書。我們痛恨政府之手扭曲價格，痛恨政府主導市場導致尋租空間擴大，但在關鍵時刻卻自覺地尋求權威主宰，如此深刻的悖論顯示了社會與經濟架構的復雜性。

　　有一種方法可以讓邏輯簡單一些，在政府深入微觀經濟時我們痛斥尋租，在民企到政府尋求援助時，我們仍然痛斥政府平時不盡到守夜人職責。大義凜然的道德指責建立起社會的良知底線，有存在的必要，但簡單的指責無助于建立新的社會與經濟秩序，在現(xiàn)階段下，建立新秩序需要的是建立守法、有邊界的盡責的權威，而不是徹底推倒權威，因為，在村長賄選、農村五保戶的補貼被挪用的環(huán)境下，在士紳統(tǒng)治階層被連根刨除的背景下，在商業(yè)文明、商會組織正在艱難發(fā)展的狀況下，從最底層建立起的權威未必會好于現(xiàn)有的權威。不要忘記，烏坎事件之所以呈現(xiàn)公民社會的一線曙光，是勇敢的烏坎人、外部公民組織與政府內部的改革力量共同推進的結果。

　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山西煤炭整肅事件，筆者為被驅逐的煤老板請命，對于國進民退憤怒不已。但文章發(fā)表后，遭到某些人吐槽，他們列舉了一系列煤老板與地方官員沆瀣一氣破壞環(huán)境的案例，支持煤炭領域的國進民退。筆者開始時不以為意，認為只是保守派的"瘋狂反擊"，但在西部地區(qū)的調查是重大提醒，證明這樣的言論并不全都被豢養(yǎng)的五毛的的論調，在西部十幾年前就進入煤礦的一位浙江企業(yè)家，從來沒有從自己的煤礦里挖出一噸煤，因為他不愿意給當?shù)氐牡胤焦俑晒?。這一事例從反面證明，事實上，在山西的煤礦民企中，有一部分是權貴以民企和市場化的名義，進行著權力尋租，權力在當下套現(xiàn)，借用了一個民企作為自己的白手套。

　　如何應對上述復雜的局面？中國經濟轉型期，有人在呼吁強人的出現(xiàn)，人們相信清末的曾國藩、李鴻章等人能帶來同治中興，現(xiàn)在也應該有鄧小平、朱镕基式的強權改革人物，推動中國徹底完成工業(yè)化。

　　前工業(yè)國家、工業(yè)化初期國家，離不開權威改革人物，日本明治維新是強權人物推動改革的結果，英國需要推動羊吃人的亨利國王，以及推動自由貿易、拓展殖民地的維多利亞女王，當美國遭遇大蕭條時，人們需要的是羅斯福這樣的人物。這樣的人物具有歷史先進性，他們擁有強權，但絕不濫用強權，他們崇尚自由經濟，卻能通過自己的權力推動自由經濟時代的到來。他們擁有可以當皇帝而不當?shù)娜A盛頓，卻沒有可以不當皇帝推動歷史進步卻錯失良機的袁世凱。

　　中國已經開始擁有產生開明強勢人物的土壤。中國的公民社會頑強生長，721北京大雨，公民自發(fā)組織起來提供基礎的服務，接送航班延誤的旅客，接力救助被水圍困的受災者，無論是溫州723動車事件，還是四川地震，強大的公民組織顯示出中國社會內生的民主與人性力量，這股力量將促使體制內的改革派成為現(xiàn)代文明社會的推進者，公民社會越強大，公民意識越強，權威的自我約束能力也就越強，成為袁世凱還是華盛頓的選擇，就不會成為中國繞不過去的千古難題。

　　經濟領域的公民意識在逐漸發(fā)育，股改過程中制投資者主動投票捍衛(wèi)自身的權益，雖然成本極高，有越來越多內幕交易的受害者堅持訴諸于法律，他們并不僅僅在維護自身利益，而是通過建立社會游戲規(guī)則的邊界。此時，這股力量與經濟與金融領域的改革力量互相激蕩，逐步奠定中國資本貨幣市場新的制度基礎。

　　最重要的，是讓所有的威權者受到一視同仁的、嚴厲的法律約束，讓各種輿論密切監(jiān)督手握重拳者，讓他們想成為袁世凱而不可得。一旦改革者越過模糊的邊界，社會又缺乏公民基礎與制約手段，他們就是青天與戰(zhàn)無不勝的偉大領袖，這些人將異化為改革的反對力量。

　　最近，中國太陽能行業(yè)的知名企業(yè)皇明太陽能陷入夾縫之中，由于與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原山東省副省長黃勝的情誼，以及其他種種房地產、新能源投資，皇明太陽能的黃鳴咆哮了。這家企業(yè)顯示了在中國，地方官員與地方大型企業(yè)之間欲去還留、人情仁義種種模糊關系。一旦權威的邊界真正厘清，民企生存的空間也就真正廓清了。

　　中國需要被界定的、受公民認可的、被嚴厲約束的開明權威來推進改革。最終目標，市場化。